与致良知一样，知行合一为的也是亲民。

从这个意义上，来自同感的帮助行为较之来自同情的帮助行为，即使对于被帮助者，也有更高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又可以将程颢看作是个理性主义美德伦理学家。

由此可见，程颢说的他自己体贴出来的天理二字实际上指的是世界的终极实在，这是一个先前的哲学家用天、道、神、帝、易、性甚至心等概念表达的终极实在。理是活动之物!这种解释是费解的。在一个地方，程颢说医家讲的仁可以作为儒家讲的仁的譬喻：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作为伦理学，一方面，当然必须是美德伦理学，而在斯洛特看来，这就表明这种伦理学确定一个行动的对错的标准是其是否有美德的动机;另一方面，他必须是情感主义，也就是说，他用来评判行动之对错的美德的动机是一种情感。第四，程颢的万物一体观涉及的第四层意思是仁者之乐。

本文考察程颢的美德伦理学的特质。但程颢进一步加以说明，认为仁者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浑然与物同体，即孟子所谓的万物皆备于我，不再二物有对，以己合彼，因此能有大乐、能体之而乐。语其战胜攻克，则对以用力之难。

正是因为齐桓公之后中国无霸，才给了楚人以可乘之机，致使其势力一步步地做大，圣人后来亦不能不称述其爵位。以此告诫人们预防不测，期待中华儿女同心择义以制强敌。热爱和平并不意味就否定战争，正义的原则在这里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公之未立，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

《春秋》隐公六年春的经文，只有郑人来输平(17)一句，汉儒对此，只是分辨史实，宋儒则是从辨析史实出发，将重心放在了其行为是否正义的价值评价上。一、召陵之师的彼善于此 孟子讲春秋无义战的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后来朱熹解释是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②。

而鲁则趁机攫取了城池，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互相勾结。而晋作为中原大国，不能以德安抚使郑回归，而是以武力去讨伐，其作为与楚国的贪利并无二致。三是谨慎告诫由夷狄主导的盟会自此开始了。那么，孔子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既然有褒有贬，对春秋时期的和平——止战结盟行为，就不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应当具体分析，其中的关键，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古人心中的正义原则。

孟子赞颂武王伐纣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尽心下》)，这与他描绘王道政治，倡导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是相呼应的。胡安国晚年生活在战乱的年代，他一家老小离开家园，流离迁徙，和平对他本应是十分渴望之事。经于鲁君盟会，不信则讳公而不书，不臣则讳公而不书，弃中国从夷狄则讳公而不书。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

作者简介：向世陵，男，1955年生，四川仁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儒家哲学和儒释道关系研究。见《朱子语类》，第2960页。

(14)可按《春秋》体例和历史事实，应当记为冬，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今人说《春秋》，有九分九厘不是，何以知圣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学者问《春秋》，且以胡文定《传》语之。

《左传》曰： 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无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阅兵中，中国维和部队作为最后一支徒步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受到全世界瞩目。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譬如，成公二年鲁及诸侯与楚讲和结盟，《春秋》的记载是：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诸侯伐郑，取成而还则是中国诸侯在取得了城池后的止战。那么，对此几乎耗尽了人力物力的宋楚两国讲和止战，理应得到肯定和赞赏，但在汉以后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⑤。

和平的到来，需要仁德和国家实力的综合作用。(《孟子·尽心下》)春秋时期的战争没有正义性，只是在不同战争相比较时，其中一些战争比另一些战争好一些(接近正义)罢了。

可是汉儒只留意那些具体的行事而忘掉了孔子借寓于其中之理，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春秋》早亡了。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的美好情景固然值得向往，但自夏禹以后，和平的得来却是要靠革命即战争的手段去实现的。

(23) 晋楚争郑，圣人一直的期待，是晋能护郑，而不愿看到郑屈从于楚，道理就在晋为中国而楚乃夷狄。那么，宋楚之间的和平尽管有轻君不臣和政在大夫之嫌，但仍然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既赞赏两国大夫带来了和平，又批评二者私下讲和的违礼僭越，且既褒又贬，体例也不统一。正义必须是善的，或曰美德的位阶高于礼法，这应当是董仲舒做出如此判断坚守的底线。又二年，复盟于鹿上，至会于孟，遂执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张，列位于陈、蔡之上而书爵矣。《春秋》经文： (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到朱熹，更以为羊、陆相遗问，只是敌国相倾之谋，欲以气相胜，非是好意思(人杰录云：观陆抗‘正是彰其德於祜之言，斯可见矣。胡安国有感于君有听于臣，父有听于子，夫有听于妇，中国有听于夷狄的衰微世道，强调《春秋》贱欺诈，恶侵伐，反对臣下专权。

春秋之道有常有变，判定战争与和平是否正义，有维护君臣大义、夷夏之辨和义利之辨等多个标准。五年，郑人伐宋，入其郛，宋来告命，鲁欲救之，使者失词，公怒而止。

所谓讳公于僖十九年齐之盟，《春秋》的记载是：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但若楚国愿意主动退兵，礼遇宋国，则宋国愿意听从楚国的号令。

诸侯伐郑而称人，贬也。他并引扬雄之言说明，齐桓公所在的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所以孔子及后儒特别赞美召陵结盟的正义之举及其带来的和平。二、常变之议与平者在下 召陵之盟的和平值得赞扬，根本点在齐桓公的以德服人。两国大夫私下会面，华元表述了宋国即便拼到最后一息，也不会接受当年楚国胁迫绞国签订城下之盟那样屈辱投降的盟约。

但另一方面也同样重要，他实际希望的，是以晋为首的诸侯能够告之天王，声罪致讨，即通过正义战争去维护君臣大义和中国的礼义，而不是屈辱讲和或抢夺城池后的休战。董仲舒以为，立足于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子反的立场因此具有正当性，并扩展了孟子推恩的仁德，强调推恩者远之为大，为仁者自然为美⑦。

但对于晋国，由于不愿承担起维护礼义和支撑华夏的职责，而是意图通过战争去攫取利益，扩大地盘，所以圣人要坚决贬斥。关键词：和平/战争/春秋/正义 和平是与战争相对而言的，有和平才可能有幸福安宁的生活，故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对和平、尤其是永久和平始终抱有真诚的期待。

所以，孔子特别称输平，正是要彰明有国有家者一定要站在正义不谋利的立场之上，以便从根本上杜绝亡国败家惨祸的发生(20)。胡安国说： 楚人之得与中国会盟，自此始也。